两场困局引发军事变革

　　20世纪初叶的两场战争困局引发了世界作战思想的重大变革：一是欧洲战场困局：1914年一战的西线，欧洲主战场上德军和法军陷入阵地战，战线绵延千里，双方伤亡惨重，持续消耗巨大，战争走入阵地战和消耗战泥潭不能自拔；二是中国战场困局：19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以堡垒战对付工农红军。红军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与敌拼消耗，陷入“小型一战” 的困局，红军被迫长征。

　　这两场困局带来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打破阵地战、消耗战困局，恢复战争的机动性和歼灭性？此问题引发了世界性讨论和变革。在欧洲，军事家们纷纷寻找答案——富勒提出机械化战争，图哈切夫斯基主张大纵深战役，古德里安探索坦克战，杜黑倡导制空权。而几乎同一时期，在东方，毛泽东则给出了另一种解答。他倡导“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实施高度的运动战。

　　这正是《变革与较量》一书着力呈现的历史图景。作者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置于全球军事变革的大脉络中，让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本土智慧”，更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个会议改变时代命运

　　这场世界范围的讨论，出现在中国时，竟与一场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会议连在一起。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会议的焦点就是红军到底要打阵地战还是打运动战？会议争论的如此激烈前所未有，其结果不但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世界的走向。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主张：确定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反对打阵地战；强调攻势防御，反对单纯防御； 明确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消耗战；主张以正确战略方针领导战役，战役指导战术，反对战术决定战略等，会议奠定了这支军队战争理论的底层逻辑。

　　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又对运动战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中心点在于进攻，外线说的是进攻的范围，速决说的是进攻时间，所以叫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他接着补充道：“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这套逻辑的核心，是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首要目标，而把空间、城池、地盘的得失视为可以交换的筹码。

　　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两种战争逻辑

　　书中通过对比国共双方的战争指导，呈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本质差异。歼灭战略要旨是赢得时间和空间只是手段 ，而消灭敌军才是目的，它需要忽略所有次要利益 、方向和地理目标 。而当一支军队放弃实施歼灭战略时 ，往往 “地理目标” 和 “次要行动” 就具有了很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消耗战略 。

　　而蒋介石的战略思维始终以“占领要地”为目的。1947年初，陈诚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军事进展，称“收复的有150多个县”，而此时国民党军已被歼灭56个旅、71万余人。书中引述这一对比时指出：毛泽东意在歼灭敌有生力量，蒋介石意在攻地守地。这正是两种战略的主要区别。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柏村后来的反思颇为中肯：“国军取攻势，抓不住敌人而扑空；国军在面对优势共军攻击，不能迅速脱离，而宁采用防御，也证明其机动力与掌握力脆弱。”他承认国民党军“八年的习惯是守阵地”，对运动战、遭遇战“似格格不入”。

　　事实上这里的关键是毛泽东及其将领们敢于以放弃次要利益和部分解放区为代价，以空间换取时间，寻机歼灭敌有生力量。即使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华东军区所在地临沂都可以放弃，说明统帅和指挥员的决心有多么坚决。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其实真正组织起来却十分复杂，比如大兵团退却的筹划与实施，反击的时机和地域，内线与外线，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各个击破和分进合击，等等 。 这应了一句哲理：“一切解决了的问题都显得很简单，而一切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显得异常复杂。”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战略防御才是世界战争史上最积极、最机动灵活的攻势防御，才是由一系列进攻组成的 “防御盾牌”。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的极限检验

　　如果说解放战争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在国内战场的集大成，那么抗美援朝战争则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的极限检验。在较量的一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是与拼消耗和比物资相关的线式战；在较量的另一端——中国人民志愿军 ，是与求歼灭和出奇制胜相关的机动战。两者的碰撞所释放的战争奇观，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堪称经典。彭德怀精心设计的战役陷阱，以正面且战且退吸引美军主力北进，志愿军则以一部精锐迅猛迂回至敌翼侧和后方，切断美军后路，同时主力全线实施反突击，打出 “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奔袭作战”这些令人胆寒的行动，是美军根本没见识过的，无论在欧洲与德军交锋，还是在太平洋与日军交手，都是一样。美军是从精神上崩溃而败下阵来 。几十年后，美军国防大学的教材将这次战役列为经典案例，称之为“左勾拳行动”。

　　而后来的上甘岭战役，则展示了运动战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当不得不转入阵地战时，这支军队同样能打出世界级的水准。正如“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评价：“他们在战场上对抗现代化的军事强权，而且能够在劣势下把部队锻炼成一个训练有素、有团结力的战斗体。”

　　一种逻辑从红到蓝

　　本书最后一章梳理了“战役学”概念的百年发展史。20世纪20年代，苏联红军创立“战役艺术”，在战略与战术之间划分出战役层级，使战争理论形成战略、战役艺术、战术三层体系；30年代，中国红军引入并发展了这一概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区分了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80年代，美军在越战失利后正式将“战役级”和“战役艺术”纳入作战纲要，随后整个西方体系军队纷纷效仿。发端于红色军队的思维模式，最终成为世界通用的军事底层逻辑。

　　回首20世纪前五十年的战争与革命，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于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更在于提供了一支弱小力量面对强大敌人，如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弱胜强的战争范示。这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弱小的正义力量——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的进行斗争的信心与勇气。这种范示不是写在纸上的教条，而是用血与火写就的制胜之道；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撰 稿：姚莉莎)

　　来源：国防工业出版社